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笔谈｜杨开忠：形成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财 贸 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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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杨开忠
简 介：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刊 期：《财贸经济》2022年第1期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笔谈
形成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出的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之举，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塑造世界经济新秩序具有十分深远的重大影响，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时代、新征程经济建设中起纲举目张的作用，要深入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贯彻。
一、 新发展格局“新”在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对新发展格局“新”在哪里提出不同的观点。绝大多数文献认为，新发展格局“新”在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其中一种极端倾向甚至认为新发展格局是逆全球化的一部分，是中国式“脱钩”战略。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敢能苟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外双循环主次随具体历史条件而变化。从对外贸易增速与经济增速关系来讲，20世纪50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封锁威胁下，我国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双循环以中苏国际大循环为主导；20世纪60年代我国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封锁中，经济建设以备战为目的，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20世纪70年代初至2007年，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我国的封锁解除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双循环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2008年以来，随着内需不断成长和国际环境变化，双循环转变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因此，新一轮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是新发展格局下的延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因此，中国式“脱钩”论不仅与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事实不符，而且相悖于新发展阶段推动实行更高水平开放的战略。新发展格局之“新”不在内外循环谁主谁次的问题。
有文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自主创新驱动的以自立自强为本质特征、突破“依附性”、具有“替代性”的经济现代化新模式。这种认识虽然包含新发展格局的自立自强本质特征，但未能揭示新发展格局所固有的根本属性，从而没有从根本上明确给出新发展阶段“自立自强”不同于传统“自力更生”的经济本质。笔者以为，新发展格局本身固有的根本的属性就是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其中包括全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新发展格局“新”在包括全球资源整合创新能力在内的强大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本质上就是形成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这是因为，在一个国内国际双循环相结合的世界里，没有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就不能把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从而不能有效地实现经济循环自立自强。
二、 形成强大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新发展阶段必由之路
获取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既是实现全面现代化、应对世界大变局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作为负责大国履行自身使命和责任的需要，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
第一，这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世界体系来看，国家现代化就是一个从被支配的边缘地带到支配的核心地带的转变过程，在经济本质上是一个不断获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过程。小国因规模小，这一过程一般不会带来强大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大国的这一过程最初也不会带来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然而，当大国现代化达到一定水平时，进一步现代化就势必带来强大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我国规模超大，经过百年奋斗，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现代化新征程，消费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发生重大调整，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加速形成。这意味着，随着全面现代化，新发展阶段必然会形成强大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事实上，我国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正在成为世界大变局的主动力量，必须主动适应变化，加快建设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第二，这是应对世界大变局的必然之举。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局的关键时期，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全面重组，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弱化，世界政治经济中心从欧美向亚洲的转移，美国持续加大对我国从世界财富生产国转变成为世界财富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中心国的打压阻遏力度，全球互动空前复杂多变，充满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为在世界大变局惊涛骇浪中不断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影响力、持续力，必须顺势而为调整经济发展路径，建设强大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第三，这是负责任大国履行自身使命和责任的客观需要。中国是一个历史超悠久、人口规模超大、幅员广大的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其进一步全面现代化和复兴不仅关系中华民族，而且关乎人类命运，在全球肩负特殊使命和责任。作为负责任大国，我国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就不能更好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并有效履行肩负的特殊使命和责任。
三、 提高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要发挥全球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引领作用
新发展阶段必须保持顽强斗志和战略定力，打好建设强大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攻坚战、持久战。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建设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要着力从“为谁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在哪里生产、谁以及按什么规则和程序决策”五个基本方面推进。从“为谁生产”看，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以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为路径，建设全球商品定价、分配、交换和消费中心。从“生产什么”看，要坚持畅通经济循环是关键，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不断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和国际竞争力，吸引和集聚合意的全球资源，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加快从“世界工厂”向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心、金融中心以及全球运筹管理中心转变的进程。从“怎样生产”看，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人才、教育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建成全球科技、人才、教育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中心。从“在哪里生产”看，要顺应国内人口和经济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集聚，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体系；要顺应世界经济重心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以及从北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的趋势，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积极融入RCEP和CPTTP。从“谁以及按什么规则和程序决策”看，要坚持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运用改革开放的思维和办法，扫除畅通双循环的观念、制度、技术和利益障碍，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全球城市（Global City）和世界级城市群是双循环结合的中枢，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生产中心，是获取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的动力源和增长极。因此，建设强大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推动全球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具有强大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的全球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群。20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前十年，我国开始把“全球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群”作为头部城市和头部城市群发展的愿景和目标。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球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群，系统部署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深圳等全球城市及以此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并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全球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取得巨大进步。以全球城市为例，根据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我国大陆全球二线及以上的城市，2000年只有上海、北京，2012年也只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但到2020年迅速增长到17个，居世界首位，其中，全球一线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然而，全球城市虽然数量上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但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比较薄弱、发展质量还不高。因此，为获取强大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新发展阶段应更加重视全球城市高质量发展，按照“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要求，以扩大再生产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为核心，强化全球城市和世界级城市群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和开放枢纽门户功能，加快打造引领新发展格局的第一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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